人类历史上的种种人为的灾难（人间惨剧）就是由少数无耻的人和大多数无知的人造成的

 张维迎 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甚至是灾难性的错误？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无耻。当然，从佛教的观点看，无耻本质上也是无知的表现，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

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的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父母出于爱而干涉儿女的婚姻导致的爱情悲剧就是一个例子。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为了个人的私利损害他人，就是由无耻导致的错误，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当然，现实中，大量的错误是无知与无耻结合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就是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共同造成的。少数人为了权力斗争发动了这场运动，多数人由于无知而积极参与，等明白过来悔之晚也，结果造成了一场毁灭人性、毁灭文化的历史大悲剧。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拳民们以为修炼100天、念念咒语就可以刀枪不入，这是无知。对慈禧太后和刚毅、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这些满清统治者来讲，既有无知的一面，更有无耻的一面。他们想利用义和团的运动进行宫廷权力斗争，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无耻。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也是无耻。结果是生灵涂炭，民族危亡。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搞“东南互保”，是因为他们比慈禧太后等人更明白一点，从而使整个东南中国避免了义和拳运动的影响和外国的入侵。

再比如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发起大跃进，全民炼钢铁，吃大锅饭，可以说是无知的表现，但是大跃进当中，那么多的浮夸、虚报：亩产一万斤、十万斤等等，就不仅仅是无知，而是无耻了。为了个人保官位而虚报浮夸，视民众如草芥，即使看起来是无奈，实际上都是无耻的表现。

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的最大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多的国家中自上而下强制实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叫它“计划经济”……

   我怎么保证我以上所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甚至无耻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思想自由，学术竞争。

   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创始人多么伟大，无论在创造时多么正确，一旦变成取得垄断地位，就会变成无知的助推器，无耻的保护神，就会滋生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所以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未来的学术环境，如果我们能够有学术自由，如果我们允许思想竞争，我们就会少一点无知，少一点无耻，少一点灾难。——节选《张维迎：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 从无知到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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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健康的社会言论环境，

需要我这样不说人话的幼稚鬼，

也需要那些因为意见不合就贬损他人的人，

更需要那些勇于说出通过自身批判式思维（严谨，理性，有逻辑顺序）的驯化所总结出来的言论的人【知乎作者：Chris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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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戮之地,红色高棉统治下的人间炼狱-柬埔寨

占领金边后，波尔布特马上宣布要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其实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基础上，想拉平贫富差距就只能让大家都受穷。此前的战争期间，红色高棉就于1972年在解放区废除货币，只允许人民实行原始的物物交换，并实行平均分配的原则。由于反帝民族战争中大敌当前，加上处于没有多少商品的贫困农村，大家还能勉强忍受。红色高棉执政后立即在全国废除货币、商品，便造成了破坏一切正常的经济规律的大灾难。

 金边居民庆幸战争结束，但还没来得及欢迎胜利者，就接到紧急疏散的命令。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三天后，200万人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红色高棉称这是因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事实上，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准备学会管理大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红色高棉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把柬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

波尔布特等人打扫城市时，只留下进驻的党政军部门和极少几座工厂（还主要服务于政府机构需要）。接着又在全国建立农村合作社，农民和下乡的“新生者”除了保留睡觉的铺盖外，其他私有财物全部充公。每个村成立一社，三十至四十家编为一个大组，每组成立一个公共食堂，每十人一桌吃大锅饭。外国参观者看到的景象是，合作社天天吹哨出工和下工，田间地头插着红旗，一片片黑衣人围着汗巾在挖工挑担。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者有无积极性，中国的过来人肯定心知肚明，红色高棉执政时连年出现的饥馑也做出了答案。


红色高棉否认商品和货币的作用后，国内生产便不讲核算只讲需要，对国外没有贸易只要求无偿援助。保留下来的工厂也要求“亦工亦农”，达到粮食自给。工人上班之余种的粮不够吃，大锅饭供应不上只好终日喝大锅粥。合作社社员对粮食之外的生活必需品如盐、油和衣服之类因无法自给自足，只有由国家统一配给。民柬就此向全国老百姓和军人只发统一样式的黑色“革命服”（其实从军事角度看此颜色也不利于伪装），每年一人两套内外衣裤和围脖的水布一条，禁绝其他服装，姑娘穿花衣服更被定为“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在国外报道中，就此把整个民柬社会称为“乌鸦队”。

柬革命军更名为柬埔寨民主党，又称为红色高棉，4月17日红色高棉下达命令，说美国要轰炸金边，要求全城立即疏散，随后士兵们拿着枪逼迫200万金边市民离开了城市，不到三天，金边城里已经不见人烟，成了一座死城。200多万人没有目的性的迁往农村，沿途哀嚎遍野，数万人死于迁徙途中，但这只是开始，随后波尔布特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禁止私有制、没有工业、不准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 全国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知识分子是为邪恶的代表，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报，也没有医院。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凡是为朗诺政府服务过的新人，要么被清理，要么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中累死，或者被饥饿和疾病给弄死，全国妇女一律留短发，穿黑色长袍或中山装，吃饭实行大食堂配给制，但是粮食供应越来越少，到后来每天都有人饿死，野菜、草根、树皮很快被吃干净，后来活着的人开始吃死人肉，活着的人每天都要接受思想改造，城里的市民学习怎么样干农活，稍有懈怠就会被怀疑为阶级异己分子受到整肃，取消所有宗教，佛教徒立即还俗，回教徒则必须吃猪肉以证明自己脱离信仰，反抗者格杀勿论，处理完新人，波尔布特又开始了对旧人的“关心”，他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开始了大规模的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高级干部杀到低级干部，罪名是亲越分子，美国特务，克格勃间谍和党内异己分子，不承认就施以酷刑，1978年东部地区的干部和军人就有十万被杀，为了节约成本，内部处死的犯人不用子弹，都是用棍子和斧头活活打死或砍死……柬埔寨红色高棉首领波尔布特从1975年起发起革命，造成柬埔寨全国170多万人，包括20多万华人，死于饥饿、疾病、酷刑与屠杀。 相关：波尔布特葬礼全过程：枭雄病死破木屋，荒郊当众火化 https://www.sohu.com/a/286468396_445085

波尔布特率领柬共干部“上山下乡”


在终日劳作而无业余生活调剂的合作社里，老百姓对自己剩余的少量物件又只能在本生产组内与别人以物易物。这种经济形态，简直倒退到纯粹自然经济甚至像原始公社时代。为了刺激人心，民柬在1977年提出了实行“超大跃进”的口号，在毫无矿石资源的条件下竟提出要钢铁自给，并准备建厂大炼。生活上提出奋斗目标是——“今年每人每星期要吃两个水果！明年达到每两天吃一个水果！后年达到每天一个水果！”这种可怜的理想图景，最后也只变为画饼。


令后人感到尤其荒唐的是，民柬借口防止反动势力串联，还取消了邮电和公共交通，老百姓不能通信，非担任公差外不得离开自己的工厂和合作社外出。国内的汽车、火车只供政府机关和军队使用，乘坐者必须有单位的公出证明（因废除货币已无法买票）。在此空前的封闭隔绝状况下，除了秘密外逃者，普通民众全被禁锢在固定的土地上，被拆散了家庭的成百万人不仅三年多时间里无法相聚，而且大都不知亲人的下落，只有拜托偶尔有因公外出者代为打听或捎带口信，真比古代的“鱼雁传书”更难。


波尔布特为了实现“思想革命化”，还割断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提出要破除一切旧思想。原有的学校都被取消。后来因机关和保留下的少量工厂毕竟需要用电、开车，才恢复了几所中等技校和电工学校，入校者首先要从阶级成份来挑选，在校多数时间也用于学政治而非学技术。民柬在金边虽建有一座民柬广播电台，却因民间已无收音机，只有在军队、工厂、机关和合作社集体组织收听。国内又取消了报纸和出版社，唯一的刊物是每周由中央编印下发一期的《民主柬埔寨》，供领导干部阅看和群众集会时宣读。对国内过去所出的书籍因一律看作旧社会余毒，或烧或扔，民柬自己又不出版新书，即使对他们宣称信奉的马列毛著作也未能翻译印发，结果一般民众终年不读书、不看报（非不想看乃看不到）。


柬国内当时出现文化荒漠，一方面是过去参加红色高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被当成阶级异已分子，或被打成叛徒、特务加以肃清；一方面对旧有的读过中学以上者均视为“受敌人思想影响很深的人”，全部赶下乡后分配作重体力劳动，据说这样才有利于改造其思想。民柬的基层干部和士兵一般都是青少年文盲，军中也无文化教育。这些人出于原始农民对现代文化的仇视心理和少年的冲动，执行起极“左”政策一时倒有近乎狂热的积极性。


为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民柬当局又规定知识分子不许相互通婚，如男学生必须找农妇，且由领导指定。人们到了举行集体婚礼对号入座，方知“组织安排”的配偶是何模样。已婚的青年男女又大都被分开编组，一两星期才许团聚一次。孩子七岁以上也必须离开父母，集中参加放鸭、编织一类劳动。波尔布特还不无得意地夸耀这种“创举”，称其能彻底消灭家庭私有观念。实际上中国的太平天国实行男营、女营制，就已经做过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可悲尝试，民柬境内只不过是以革命的旗号重蹈这种实际反映了落后农民空想社会的覆辙。